第1章 名家名言
“你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念头是怎样产生的？”1878年有人问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躺在沙发上回答说：
“是的，就像现在这样，饭后我独自躺在这张沙发上，吸着烟……我不知道我是在竭力思索呢，还是在与瞌睡做斗争，突然有一条非常漂亮的贵妇人的光胳膊在我面前掠过，我不由得仔细看看这个幻影。接着出现了肩膀、脖子，最后是一个美丽的女人的形象，她身穿白衣裳。她那双含怨带恨的眼睛看着我。幻影消失了，可是我已无法摆脱它，它日夜跟踪着我。为了摆脱它，我必须给它找个化身。这就是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起因。”[1]
当然，《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动机不会这样简单，安娜这个光艳照人的形象也并非产生于一次偶然的幻觉。托尔斯泰创作这部小说是着实费了一番功夫的。《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1873—1877），当时俄国正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古老的封建俄国受到西欧资本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书中说道，“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一切都刚刚开始建立”。指的就是封建贵族的旧秩序被颠倒了，资本主义制度则刚刚开始建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动中，社会制度、经济结构、风俗习尚、思想意识……无一不受到震撼，无一不遭到冲击。国家处于转折关头，每个俄国人徘徊于十字路口，怎样对待这场空前的大变动，就成为每个有头脑、有良心的俄国人无法回避的问题。托尔斯泰面对着这样一个新旧势力搏斗的社会，他那颗热爱生活而又仁慈善良的心不能不颤抖，不能不感到惶惑不安。他多方观察，苦苦思索，希图弄清这场变动的实质，消除人民的苦难，但他无能为力。
在这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尤其吸引托尔斯泰注意的是家庭的变化和妇女的命运。家庭悲剧层出不穷，一幕幕展现在他的眼前，而一个妇女因爱情问题而卧轨自杀的消息，特别使他感到震惊和难过。这也许就是他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直接原因。
这部小说既不同于写在这以前的《战争与和平》，也不同于写在这以后的《复活》。在《战争与和平》里，作者主要描写19世纪初战争年代与和平生活中的俄国贵族和人民，当时他对贵族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在《复活》中，作者主要反映19世纪末俄国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人民的苦难和挣扎，那时他对俄国社会已经绝望，他的世界观已经发生激变，他这个忏悔贵族的立场已经完全转到广大农民一边。而《安娜·卡列尼娜》则创作于这两者之间，它着重描写的是这个大变动中的俄国社会，同时反映出作者矛盾重重、惶惑不安的心态。
托尔斯泰自己说过，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要写的主要是家庭问题，书中写到几个不同家庭的不同遭遇，而安娜和卡列宁的家庭则是全书的主线。安娜·卡列尼娜出身贵族，按照贵族和教会的婚姻制度嫁给了卡列宁。卡列宁比安娜大二十岁，但官运亨通，很早就做上大官。他虚伪冷酷、醉心仕途，是个十足的做官机器。安娜同他正好相反，她热情善良、生气蓬勃，但在同卡列宁结婚后，她的生气就被压抑了。虽然如此，安娜对生活还是充满热爱，对爱情依旧怀着模糊的憧憬。当时，俄国旧的封建伦理道德正受到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挑战，像安娜这样一个感情丰富而又很有个性的女子自然无法不受影响。一旦遇到伏伦斯基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贵族青年，安娜很自然就堕人情网，无法自拔，最后演出一场动人心魄的大悲剧，惨死于火车轮子之下。
托尔斯泰为什么要给安娜安排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有人责怪他对女主人公处理得太残酷。对这个问题作者解答说：“这个意见使我想起普希金遇到过的一件事。他对一位朋友说：‘你想想，我那位塔吉雅娜[2]跟我开了个多大的玩笑！她竟然嫁了人！我简直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做。’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总的说来，我那些男女主人公往往做出一些违反我本意的事来：他们做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和应该做的事，而不是我所希望他们做的事。”托尔斯泰说这话首先是表明他的创作信条：严格遵守现实主义方法，忠实表现生活的逻辑；同时也说明他对安娜的态度。
托尔斯泰对安娜究竟抱什么态度？是同情还是谴责？为什么他要选用《圣经》中“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作为卷首题词？根据《圣经》原意，就是：人间的罪孽只有上帝可以裁判，世人是无权评论的。关于这个题词，托尔斯泰曾回答魏烈萨耶夫说：“我选用这个题词，正如我曾解释过的，只不过是为了表达这样一个思想，就是：人们所做的坏事有其痛苦的后果，这不来自于人，而来自于上帝；安娜·卡列尼娜就亲身体验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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