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布厂”春节期间加班加点促生产，上班的工人能够拿三倍工资，积极性空前。
大干快上的直接体现就是产量高出计划的百分之十都不止。
因此厂里的干部手里有了不少灵活度。
回家后，也想好了不放弃加工“双肩包”生意的张芳芬听从黄瀚的建议。
她第二天早上就为了落实布料的事找去“东方红布厂”财务科，找到了已经担任财务科长的张春梅妈妈。
那是因为“东方红布厂”原财务科长退休了，张妈妈这位有文凭的副科长兼总账会计当仁不让。
张妈妈认识张芳芬，见面后很热情，听张芳芬说明来意后立刻写了报告拿给厂长批。
因此黄瀚家批发到了十二卷“劳动布”，家里没有布票买不着布的难题不存在了。
以后的情况一年肯定会比一年好，没多久布票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黄瀚家买到的“劳动布”不是议价，而是计划内价格，接近二百块钱一卷，张芳芬算了算，这些布料足够做八百只“双肩包”。
算下来一只“双肩包”的成本不利用布头也不会超过七块钱。
以后做出来的“双肩包”会以十二块钱一只的批发价销售，请成胜利送去沪城徐若男的服装店里。
至于徐若男是放在店里卖，还是拿去南京路沿街叫卖，张芳芬用不着管，沪城何其大也，这一点点产量，卖起来快得很。
想来那时徐若男已经有了营业执照和经营地点，卖“双肩包”属于合法经营，即便南京路上的管理严格了，徐若男也不会惹麻烦。
“双肩包”的加工费依旧是一块钱一只。
但是方桂兰和张慧芬都知道用上了正经八百的布料减轻了不少加工难度，她俩肯定能够赚得更多。
家里用布料做“双肩包”后就不存在用布头时原材料跟不上的情况。
“东方红布厂”规模不小，一千多工人呢，黄瀚家用的那点布料，对于“东方红布厂”的产量来说真的是九牛一毛。
张春梅妈妈说了，隔三差五找她买十几卷布料不成问题。
她以前从来没有为关系户找厂领导要过批条，现在一年找领导批两三次计划，这点面子还是有的。
况且厂里生产出来的计划外布料反正是要卖钱的，黄瀚家给现钱拿现货，她根本不为难。
只不过再想买布头得等攒起来才会有。
那是因为整个三水县的改革方兴未艾，“东方红布厂”也在改革。
领导们加强了质量管控，节约的给予奖励，浪费的必须赔偿，并且提出“万米无次布，争当三八红旗手”的口号。
这些举措行之有效，果然减少了浪费和次品率，布头少多了。
蝴蝶效应真的很厉害，没想到两年后才强化管理抓效益，鼓励工人节假日上班一天拿三天加班工资的“东方红布厂”居然早早地开始了改革。
知道这个消息后，黄瀚多多少少有点沾沾自喜，去年坚定了沈建华改革的信心，真做到了你好我好大家好呢！
三水县早发展了接近两年，不仅仅导致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全县人民的总体收入都大大提高。
“事竟成饭店”堂吃的生意好做多了，连去年不敢想的正品“劳动布”料子，今年都是唾手可得。
布料跟得上，做出来的“双肩包”都能够卖得掉，热心的张芳芬决定给大伯家的雨儿、雪儿挣外快的机会。
张芳芬趁着饭店没开张时间多，骑着自行车去找了她们，雨儿早就知道方桂兰帮着三叔家做“双肩包”赚了三四百块钱，眼热得很。
见三婶上门问她乐不乐意做，哪里有半分犹豫？第二天就和她老公把家里的缝纫机搬来了。
雪儿没法赚这钱，气自己太不巧，因为她怀孕了，反应大着呢，都想请假在家歇着了，哪有可能再打一份工？
有赚钱的机会，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怕吃苦受累，这就是中国奇迹创造出来的根本原因。
雪儿挣不着钱心里苦，回娘家叹息自己运气不好。
黄瀚的大伯母李秀珍来了劲，她也会缝纫，以前家里有过缝纫机，后来给了大闺女作为陪嫁。
她表示想借三姑娘雪儿的缝纫机去老三家做缝纫，问雪儿肯不肯？
雪儿当然愿意妈妈能够挣到钱，立刻答应了，第二天就让他老公把缝纫机送到了老宅。
于是乎，黄瀚家西房间有四个妇女在做“双肩包”，估摸着一个月的产量不会低于二百个。
原料、生产、销售都不存在问题，仅仅是做“双肩包”，一个月就能够赚到一千块钱。
黄瀚不去管细节，只是强调质量，只要负责质量的方桂兰能够保证越做越好，绝不以次充优就行。
方桂兰全权负责质量、负责裁剪、分发布料，势必影响她的工作量，为此张芳芬给她额外的固定工资，每个月发二十块钱。
这钱足以弥补方桂兰计件的损失，她当然高高兴兴答应，干得热火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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