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人不打脸、说话不揭短。
刘行要让吴玠出任军务副首相先被三个儒官用言语质疑、打了脸，睚眦必报的刘行自然不会饶过他们、立即便用旧日往事反抽一巴掌，狠狠地打了杨时、朱震和周焘的脸。
这个反抽其脸打得响不响呢？打得十分响亮。
首先说杨时，他本是少年得志的学子。八岁能写诗、九岁能作赋的杨时十五岁时就已经名噪一方、二十一岁上就在落第之后成了太学生。按道理说，他这种所谓的文坛奇才本应一路扶摇、青云直上。
然而事实是杨时考中进士以后，被授的第一份官职居然是掌户籍、赋税、仓库交纳等事的司户参军，而没被授个掌握实权的地方官、直气得他当年谎称抱恙没去做那司户参军的职司。
其实按照当时杨时的才干，不只是他认为、朝堂上当时许多的名儒大宦也认为他有资格也有能力出任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可是他为何会没被授主政之官，反而被授了那么个司户参军的职司呢？
说白了、都是官场上的陈规陋俗所致。
要知道当年的杨时还只是个翩翩少年，根本没多少社会阅历。对于当时的他、那种没有任何阅历的愣头青，不只是大宋朝、其实历来各个朝代也罕有敢于直接将某个县城全权交给他去负责的。
可是就是那种陈规陋俗导致年轻时的杨时深切感受到了官场潜规则“误人前程”的害处，直气得他有官不做、四处游荡开始去游学。
自恃才高的杨时游学一游荡就是好几年，后来迫于生计、实在没办法，他只能去找到了昔日主考官出面，帮他找了份养家糊口的官职来做。
那么当时他得到的是什么官职呢？是徐州的司法、其实还是地方一个州的幕僚长级别的官职，还是不能让他施展一腔的抱负。
无奈境况之中、杨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巧遇上了一个人，那是一个做了三十年官告老还乡的员外郎。那老员外一语道破历朝历代官场潜规则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师出师承与人际关系，让那时的杨时顿时醍醐灌顶开了窍。
开窍以后的他一面挂着职务吃官俸，一面跑去拜入到了大儒名仕程颢的门下。
果不其然、师出名门的杨时从那以后还真是开始宦海平步。先是擢任知县、再是拔任知州，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做到了副总管、知府的官位上。
不过人生岂能尽如人意，正当杨时意气风发、一路扶摇的时候，轰轰烈烈的元祐变法开始了。他本也想参与到那场政治大变革中、去更多展现其才华的，无奈先是其老娘去世、接着就是他老爹病故。
儒家礼教讲究的忠义孝悌、讲求的仁义礼智信，父母死、子守孝。看着别人在元祐变法中呼风唤雨，当时的杨时只能是老实地守在家里、为其父母守制。
等到他守制期满、可以重新当官的时候，好嘛！那场变法已经进入到党争白恶化时期。
一见情况不好，不想没得到好处反被牵连的他干脆有挂上了一个闲散官职、然后跑去伊川书院上演一场广为传扬的经典剧情、那一幕“程门立雪”的所谓佳话，很顺利地拜了他的师叔，也就是程颢的弟弟程颐做老师。
藏身进入伊传书院以后，杨时摆出了一副全新钻研学术的姿态来、从而使他凭借二程儒学当世领袖身份的庇护，很顺利地避开了党争之祸……
可是官场的潜规则那时的杨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那场最终以司马光等人获胜的变与不变、如何去变，党争为主旋律的元祐变法中他杨时没露脸、没站队。
结果等一切拨开云雾见青天、大事甫定归于和的时候，他再想做官的时候却因没站队只被派了个浏阳地方官的小官职。在那之后、他先是萧山、又是余杭，一直都在做县令。
不过也就是那段时间，他才悟出来当官必须得站队的道理、于是他选择了站到与六贼为首那些佞党作对的正义大队中。
这一站队、很快地杨时便凭借他出色文采强烈地抨击了童贯和蔡京，得到了朝中与六贼当时算得上实力相当重臣的赏识，很快便从小知县被召入中枢做了秘书郎。
之后才有了他伴君王侧、力主抗金，也才有了后来他得天下人赞扬、可以跟随马扩一起一投入刘行麾下便得到重用的后续事……
与杨时的境况相似，周焘和朱震早年间也是郁郁不得志、屡升又降，饱经宦海浮沉的煎熬。直到他们选择站队、站入了刘行这新派大队以后，才有了今日的高官厚禄。
可是深究往事、当年的他们为何郁郁不得志？
要说这三个人都是清廉之官，但也正是因他们太过恪守清廉的儒家教训，才使得在奸佞当道的时代里一直被打压。
天时不至、就算是英雄也难造时势，欲为英雄者须先懂得顺应时势、才能先让时势造英雄，尔后催变为英雄造时势。
可惜无论是杨时还是朱震与周焘，没有任何一个是真正的英雄，最多也就是那首刘行剽窃来、自诩创作的诗词所说的一般：“十有九八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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