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孙权与公开放出“宁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狂言的曹操，有异曲同工之妙，犹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区别在于，孙权城府极深，阴森狠辣，虚伪诡异，善于隐藏；曹操慷慨豪迈，光明正大，我行我素，奸诈狡猾，不怕世人评说。
一个猛如虎，此虎乃狐中之虎----奸雄曹操；一个狡如狐，此狐是虎中之狐-----诡雄孙权。
刘备介于两人之间，他百折不挠，屡败屡战，骁悍雄杰，强横雄长，是难以被制服的英雄。既勇猛又有谋略，可称为枭雄。
孙权的本质人品和思维行事风格，使诸葛亮这个想当然的两翼齐飞的战略设想，一开始就存在着先天缺陷。
因此，荆州对刘备来说是个沉重的战略包袱，拥有荆州就天然受到曹操、孙权两大强敌的夹击，打曹操时孙权在背后动刀，打孙权时曹操在后面袭击。
基于以上认识，刘禅决定在今后的争霸中，采取最有利的策略，利用荆州大做文章，设计使魏吴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利用荆州让刘汉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主动放弃荆州这个是非之地。
转而全力去抢占南中、西域、雍凉、漠北等帝国边疆的土地。
二、人口问题。
兵民是胜利之本。古代的战争胜利与否取决于人口的多寡，还有军队的斗志、素质和数量。人口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的兴亡强弱。诸葛亮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蜀汉政权地小人少，国力空虚，军队弱小。
魏蜀实力相差悬殊。人口方面，魏方景元四年时有537万，灭亡时1386万（包括益州）；吴方赤乌五年时有24o万，灭亡时23o万；蜀方章武元年时有9o万，灭亡时94万。魏的人口是蜀的6－8倍，蜀方与魏、吴相比，少得可怜。
辖区（东汉共14州，一个西域督护府）方面，魏方拥有青州、兖州、豫州、徐州、司州、雍州、凉州、并州、幽州、冀州、荆州北部、西域。吴方拥有扬州、交州、荆州大部。蜀方只有一个益州，只有魏三分之一面积，相差太悬殊了。
生产力方面，中原地大物博，西蜀经济规模太小。
粮草方面，魏国无后顾之忧，蜀国粮草运输难以为继。
兵力方面，魏方上将如云，兵力大约有5o万至7o万，西线兵力25万以上。蜀方兵微将寡，兵力只有15万，汉中最多不过7万实力十分薄弱。吴方兵力也有23万。
刘禅决定以后把增长人口、增加土地、增强实力作为要任务，重点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人多力量大，人定胜天。谁的人多，谁的拳头就大，谁的势力就大。曹操因为人多势众，就成为东汉帝国的老大。孙权就因为人口这个一票否决的硬指标，屈居老二。刘备地小人少，只好据末。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二法则。
一句话，就是疯狂的到处抢人，鼓励生育，少生者罚多生重奖。
三、改良军政，展经济。改进用人制度官僚系统，唯才是举，逐步削弱豪强地主，实现科举考试，大量起用寒门子弟；改革土地制度，把无主的土地无偿分给流民或者农民，减租减息，轻赋薄瑶，休养生息；开盐铁，兴修水利，遍屯田，大种田，广积粮；展畜牧业，大养猪、牛、羊、鸡、鸭、鱼，提倡大碗吃奶、大口吃肉，全面提升军民身体素质；改良兵器制作工艺，大造神兵利器、诸葛连弩，提高军队装备水平，明马镫、马掌，大规模养马，建立一支纵横天下的大汉铁骑；统一行货币，大力展边疆、海内外贸易，广建酒肆、茶楼、书院，大战争财、正义财、不义财。
四、人才问题。
刘禅详细分析了人才的流动方向，现三国之争，其实就是人才之争。三国鼎立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人才分流到曹魏、刘汉、孙吴三方，形成了三个相互制衡、相对稳定的政治军事人才集团。他仔细盘点了曹操、孙吴、刘汉三方的人才情况。
曹操的强大，不仅仅因为起步早，家族势力强大。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杰出的才能和善于招揽人才。先是求贤若渴，唯才是举。为了选拔更多的人才，打破了依据德行和门弟高低任用官吏的标准，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求贤令》广颁天下。用人用其所长，不求全责备，表面的形象展示着豁达的胸襟和广阔的胸怀。他用人不拘一格，非常实在，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予录用，有才华的重用，不看出身，不看地位，不看功绩，甚至人品也不太看重，有才华就行。《求贤令》一出，天下人才纷纷响应，都云集在曹操哪里，为自己包揽了大批人才。在三国那个动荡年代，魏曹那边才是才人最多的，最强的。
其次是海纳百川，五湖四海。曹操手下的人才，有很大比例都是从敌对势力那边拉过来的。曹操对这些“叛臣”、“叛将”，都予以重用。如曹操前期五大谋士中，贾诩来自张绣，郭嘉来自袁绍。其中贾诩和张绣曾设计害死曹操的大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大将典韦，虽然曹操内心里痛切心扉，但表面上不计前嫌，予以重用。虽然最后曹操授意曹丕逼死了张绣，贾诩装傻躲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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