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去邮局取钱时，柜员笑着说：“你爹真疼你，每月都寄这么多，比城里上班的人挣得还多。”来福没说话，只把钱小心地塞进贴身的布袋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她知道这笔钱里，有爹蹲在镇上的废品站，分拣了半个月塑料瓶换来的；有娘把攒了一冬的鸡蛋，一个个数着卖给供销社的钱；还有大姐招娣在农业研究所的奖金，瞒着同事偷偷塞给爹的。
暑假回家，她半夜起夜，听见爹娘在屋里说话。爹的声音压得很低：“下个月给老四寄钱，得凑够她买显微镜的钱，我明天再去山里挖点药材。”娘叹了口气：“你那老腰能行吗？要不我去镇上给人缝缝补补，多少能添点。”
来福站在窗台下，眼泪“啪嗒”滴在鞋面上。第二天一早，她故意说：“爹，学校发了奖学金，够我买显微镜了，您不用再寄钱了。”梁老汉正蹲在院里编竹筐，闻言头也没抬：“奖学金是奖学金，家里的钱是家里的，你在外头别省着，该买的书、该用的仪器，一样都不能少。”
他编着筐，忽然说：“你大姐说了，她培育的玉米新品种在省里评了奖，发了笔奖金，让给你多寄点，说搞地质跟种庄稼一样，都得有趁手的家伙。”来福想起大姐上次视频时，眼角的黑眼圈比以前重了，却说“在研究所加班习惯了”。
回学校时，帆布包里被爹塞得满满当当——有娘烙的饼，有大姐给的新袜子，还有一沓用手绢包着的钱，每张都带着褶皱，像是被人反复数过。火车上，她把钱一张张铺平，夹在《地质学导论》里，书页上印着的矿石图片，忽然变得模糊起来。
后来她才知道，大姐为了给她凑钱买那台进口显微镜，把自己评上“先进工作者”的奖金全拿了出来，还跟研究所的同事借了些。娘说，大姐寄钱那天，特意打电话叮嘱：“别跟老四说，让她安心念书。”
现在每次寄钱回家，来福都会在附言里写“项目奖金发得多，家里别惦记”。她知道爹娘和大姐不信，却还是坚持写——就像当年他们总说“收成好”“奖金多”，不是为了骗她，是想让她在远方的课堂上，能安心地研究那些石头，不用回头看。
月光落在书桌上的显微镜上，镜筒里映着块小小的石英石，透亮得像大姐培育的玉米粒，也像爹眼里的光。来福忽然明白，那些被说成“收成好”“奖金多”的钱里，藏着比任何矿石都珍贵的东西——是家人宁愿自己苦点，也要让她看得更远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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