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在近七百年才开始崛起，那是由中国的历史所决定。先秦汉唐之际，中国的中心是在关中之地，长安为首都便是最好的说明。到了两宋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开始向东转移，一个原因固然是因为唐末战乱，长安损毁严重，难以恢复旧观所致，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的历史已经发生了变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东部的开发程度比西部更好，更成熟。
到了宋元明清之际，北京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元明清把首都定在北京，其目的是为了强化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因为这里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让人头痛的问题，那就是“北方问题”，所谓的北方问题就是北方少数民族不断侵扰中原一事。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苦，秦始皇派蒙恬收回河朔之地，“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不敢南下而牧马”（《过秦论》贾谊），随后修了着名的长城。汉武大帝的做法更加直截了当，派大军越过“瀚海”，发起“漠北决战”，上演了“单于夜遁逃”和“封狼居胥山”的壮举，对后世影响极巨。
匈奴在遭到两汉王朝的沉重打击后，发生分裂，一部内附，一部西迁。（西迁一部的故事，将在本书后面有介绍。）造成了漠北地空，鲜卑随之崛起，占领了原匈奴的广漠草原。到了隋唐之际，突厥又在北方草原崛起。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当时有一个伟大的君主，就是唐太宗，他的做法和汉武大帝如出一辙，那就是派李靖夜袭阴山，灭了突厥。
到了唐末宋初，出现了契丹，后来又有女真，蒙古的先后崛起。
在宋以前，除了鲜卑因为崛起于“五胡乱华时代”，中国当时处于战乱年代，无法与之抗衡，其余的如匈奴、突厥都给华夏军队大破败之，甚至灭国，可以说这是中国在处理北方边患问题上最为辉煌的篇章。到现在，都没有哪个王朝能与之相比。
但是，宋朝在处理北方边患问题上毫无建树。
无论北方的少数民族是匈奴也好，是鲜卑也好，是突厥也好，是契丹也好，是女真也好，是蒙古也好，他们占领的是同一块草原，他们千百年来重复做着相同的事情，那就是从代地云中等地出发，侵扰中原，把战火无情地烧向了华夏腹心之地——中原，给中原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而燕云十六州地势险要，表里河山，易守难攻，是中原的北方战略屏障，要守中原必先守燕云之地。正是从这种战略角度出发，忽必烈才决定定都北京，以此巩固中原，伺机灭南宋。北京的政治地位自此扶摇直上，直到今天。（按：北京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朋友们只需要花几元钱买一张中国地图就可以看出，从北京出发，向东可以去东北，向西可以去新疆，向北可以直去蒙古大草原，向南直下中原，交通非常的便捷，真正意义上的咽喉要地。打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中国的地图象一只雄鸡，中原就好比是雄鸡的心脏，而北京就是雄鸡的咽喉。）
燕云之地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宋朝自开国以来就没有掌握住燕云之地，因为燕云之地在五代十国时期就给“儿皇帝”石敬塘出卖给了辽国。辽国亡于金，金国继有燕云之地。金国亡于蒙古，蒙古人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一战略要地的主人。（按：有人认为宋朝之所以积弱，是因为宋朝没有掌握住燕云之地。这种观点太偏颇了，真正的原因在于宋朝的内政上出了问题。燕云之地虽然重要，但和一个国家的内政比起来就不如了，一个国家拥有一套良好的内政体制，才是根本，即使很弱，也会变强大；一个国家即使拥有很好的战略屏障，没有良好的内政为基础也是守不住的。古罗马帝国够厉害了吧，当他没落后，匈奴大军打来时，罗马高傲的头颅终于九百年来第一次低下了。）
也就是说，三百多年以来，北京没有出现过华夏的军队了。别的不说，只是这一声呐喊就足以史册留芳，为后人所颂扬！
千秋万载，此声永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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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娘的，你们是怎么带的兵？这么多人出去传令，居然不回来报到。”忽思札拍着帅案对一众将领喝道：“这是皇上的旨意，你们谁担待得起。”
“大人，这好端端的，怎么突然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个将领很是不解地问道：“大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来了这么久，你一点消息也没有给我，我们怎么做，你好歹也得给我们消息。”
他的话立即引来一片附和声，道：“就是！要打南朝，我们到中原去和南蛮干就是了。南蛮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到大都来撒野，这不是开玩笑吗？”
“你问我，我问谁去？”忽都札不无懊恼，道：“哪那么多废话？叫你们呆着就呆着。就你不相信？老子还不相信呢。”
一个威严的声音响起，道：“你们应该相信这是真的！”
“谁？”忽都札他们脱口问道。
“我！大宋朝将军赵良淳！”赵良淳骑在马上，策马而来，他的身后跟着如狼似虎的南宋兵士，扫了众人一眼，道：“怯薛兵团，不错嘛！你们的豪情不出这个地方。”手里的马鞭指着屋子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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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的皇城清晰地出现在纵马飞驰的赵佥视线里，皇城后面住着一个人，他就是蒙古的皇帝：忽必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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