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军在云南不仅保护了地主士绅的人身安全，而且孙可望等人还在云南大规模的恩科取士，招揽云南的文人进入体质内工作。
这下子更是打中了云南士绅的要害，在咱大明朝云南是什么地方？中央政府的权利跟云南士子八竿子打不着。
而孙可望为了稳固自己的基本盘，大量的任命云南士子为官，万年策等人就是典型的代表。
而在两广的永历朝廷，虽然是咱大明朝的正统，但其辣眼的表现，让云南士绅中有识之士认为，这样的朝廷担不起重任，保护不了他们的利益。
于是孙国主就成了云南士绅眼中的明主。
等到永历朝廷在秦王之封中丑态百出后，云南士绅更是纷纷押宝孙可望。
除了张胜、张虎等人驾前军将校外，想要孙可望登大位的云南文人大有人在。
正所谓“缙绅附可望，劝进者累累...故御史倡议称可望为国主，设六部…大造宫殿，署百官。”
以往在朝堂上话语权几乎为零的云南士子，几乎充满了孙可望的行政六部。
在美好的前途下，云南士绅巴不得孙可望登九五之位，将云南作为龙兴之地。
他娘的大明朝三百年，云南人才出了多少中央大官，这要是辅佐孙国主成就了大业，整个天下都是我云南人说了算！
在孙国主势大之时，云南士绅全力支持孙可望了。
贵阳行政六部中的任僎更是声称“明运已终，事无可为”，并借“大乙六壬”之术大肆宣扬孙可望与永历皇帝为“二龙”。
这种‘僭越’之举数不胜数，除此之外，按照历朝历代的规矩，献祥瑞之事，也有人贴心的为孙国主安排上了。
不止是云南士绅押宝孙国主，永历朝廷中也有一些人眼见孙可望势大，也决定押宝孙可望。
其中的代表就是孙国主的舔狗马吉祥。
“今秦王权倾内外……我内入作秦王心腹。公等作羽翼，然后徐谋尊上为太上皇，让位于秦王，则我辈富贵无量。”
只可惜此时咱们的孙国主是要办大事的人，他的贵阳六部不仅能舔，更重要的是能办事！
所以无论马吉祥怎么舔孙国主，孙国主都没有正眼瞧他，永历朝廷的大臣尽数安置在安龙，每年给八千两银子、六百石米打发了。至于云南的权力，这些人想都别想！
在孙可望势大的时候，受到打压的永历朝廷也开始自救之路。
大臣钱邦芑曾致书孙可望，希望他“文武之升降一禀于天子，征伐之行止必请于朝命”。
也就是说让孙可望提拔和贬罢文武百官要禀奏天子，打仗行军要听从南明朝廷的安排，这样的建议孙国主自然是嗤之以鼻。
于是受到排挤和打压的残明官绅们，开始在西营内部寻找能够维护自己利益的人。
他们鼓动李定国等西营将士“统率罴虎，扫荡不庭……他日分茅胙土，传之奕世！”。
不得不说，这种春秋大义在朴素的大西军将领中有着足够的影响力。
李定国在幕僚金维新等人的鼓动下，就决心效法“关、张、姜伯约”，把自己捆在了永历皇帝和南明政权的战车上，准备跟孙可望干了。
后面李定国接永历入主云南，在政治上‘尊奉天子’，在经济上‘矫可望之失’、‘清田驰禁’，全面恢复大明朝的旧制。
虽然李定国废除营庄的举动从抗清大局上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但不得不说，正是因为他的恢复旧制，他才能得到大批云南士绅的支持，迅速在云南站稳了脚跟。
单从孙李之斗来说，这张经济牌的确非常好，原本支持孙可望的云南士绅，在巨大的经济利益下，迅速产生分化，不少人转而支持李定国。
然而先不说万年策这些已经下不来船的文人，单是中央权力之争足以在云南士绅中造成极为严厉的对立。
李定国入主云南后，“一切事物俱称奉天子诏令，不能自如”。
又以南明“忠臣”自诩，“军行进止，一以诏敕从事”。
不仅如此，李定国还一改大西军对南明官员“不复假以事任”的传统，对永历朝廷的官员大规模任用。
除此之外他还极其重要的京城卫戍部队“禁军”交给沐天波来掌管，用以镇压“内贼”，而所谓的“内贼”就是昔日在云贵和他并肩作战的大西战友，以及那些在他两蹶名王后，在云贵为他运输粮草的云南旧官。
于是乎“吉翔与金维新朋比窃政，定国听其蛊惑，奸党布列”，而大西农民军的那些老人，孙可望提拔起来的云南旧人则地位日益沦落，纷纷“失职”。
李定国的这种举动危害的不止是孙可望一人的利益，也让整个云南士绅随着权力的流失大为不满。
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抗清已经毫无希望。
原本云贵抗清基地从朝堂到地方，大体稳定的局面已经荡然无存。
在整个云贵随着李定国的入主云南变成了一个火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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