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正规流程，弹劾首相那是御史台的责任。
但赵桓在朝堂上也表态了，这件事不许波及到徐处仁。
其实皇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案件要严查，但也要保证新组建起来的朝廷机要运转不收影响。
这事非常好办，拉一批下面的人出来，定罪，处斩。
之后，何也和刘彦宗两个皇帝的狗蹄子再在朝堂上肆无忌惮把政事堂狠狠怼一遍，怼到双方要打架的地步。
最后，皇帝出来做好人，从帝国最高格局来教育一番这些争吵的大臣。
彰显出皇帝的英明和睿智。
如此一来，刚刚因为完成皇帝计划完成得很好，鼻子已经抬到天上的政事堂，气焰又被压了压。
如此，依然保持着一个朝堂的平衡，皇帝又装了一次逼。
最主要的事，尖锐的问题也被抛出来，在迅速被解决。
这一套玩法，赵桓现在信手拈来。
玩得大臣们毫无脾气，还不断感念天子圣明。
如今，朝廷大兴土木，不仅仅是东京城在扩建，大宋几个最主要的城市都在扩建。
便说东京城和北都幽州，都有大量的人口迁徙进入，这些人是需要地方居住的。
新的城市地段正在迅速成形，庞大的需求已经无法满足，商人们在这中间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刚需”、“硬通货”、“高杠杆”等等词语虽然在这个时候大宋还没有，也没有人总结出其中的规律，但出于对商业的嗅觉，商人们已经闻到了这里面隐藏的财富。
正如大宋银行的掌司赵鼎所说：州府、重城的扩建，为大宋的商贸带来了第一次巨额的财富，朝廷对买地的商人打开借贷之门，巨额的交子通过城市扩建，涌入了民间。
在后世的欧洲，有一位着名的经济学家叫做凯恩斯，他说市场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可以调控一切。
这是自由市场最经典的理论，被欧美国家奉为上帝之音几百年，直到20世纪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蔓延西方世界，人们才重新开始思考自由经济的定位。
在这个时代，没有凯恩斯的经典理论。
然而，商贸已经繁华了一百多年的大宋朝，商人们闻到了财富的味道的同时，也有朝廷的相公，闻到了一场空前的危及。
刘彦宗对商业的本质并没有深刻的认知，他之所以指出新城南区的房租暴涨，导致的物价暴涨，完全处于政治的诉求。
至于经济是否良好，他是不关心的。
但出了这样一件事后，显然，徐处仁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唯利是图的商人开始想尽一切办法从百姓手中压榨金钱，若是朝廷此时再不进行管控，疯狂的圈地背后，是一处深不见底的黑暗深渊。
徐处仁不知道是该很刘彦宗还是该感谢他，若是没有刘彦宗这一次及时的发现，一场风暴将很快席卷东京城，甚至蔓延到正在新建的四大副都。
若是那种事情发生了，政事堂无论再提供多少工事给老百姓，无论老百姓每天多么辛苦地干活，都将买不起粮食。
巨额的资金将成金字塔形状，集中到部分商人手中，他们将通过金钱来购买权力，为他们的商业帝国保驾护航。
在被皇帝打压的传统乡绅的尸骨上，重新建造一个金钱铸造的帝国。
朝廷的威势将日渐下降。
商人的本质是逐利，他们不受道德的约束，不奉行圣人教诲，在律法并不健全的时代，若是被贪婪掌握了权力，必将是毁灭。
这一点，不仅仅徐处仁意识到了。
此时，在深宫里沉思的赵桓也意识到了。
他并不排斥新兴力量的诞生，一个国家要真正富强起来，一定是伴随着新力量的诞生的，尤其是资本的力量。
但是，资本这头野兽是吸血的，利用得好，可以造福百姓，一旦失控，将是毁灭。
作为后世穿越来的人，赵桓其实已经预料到会在圈地之中出现这种情况。
而作为最高管理者，他要做的是，将事情推动下去，只有问题出现后，再利用他知道的历史经验去解决。
问题出现之前，他做的所有与问题有关的举措，其实都是多余的。
赵桓有些小小的紧张，因为这一次的事情，涉及到了经济危机，并非战争。
从某种程度来说，经济的危机，比战争更加棘手。
战争是军队强弱的对抗，而经济危机却是复杂的，多重因素结合的。
例如这一次的房租暴涨，是空前的扩建带来的。
他相信，杭州、江陵、广州、幽州，甚至京兆府的长安城，都出现了这种现象。
这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考验朝廷对地方控制力的时候到了。
徐处仁紧急赶到督察院，这件事必须严肃处理。
当徐处仁到的时候，大宋的商部尚书唐恪也已经到了，大宋皇家银行掌司赵鼎也刚好抵达，还有皇帝的财务大臣、三司使周朝。
这样一件事，显然也影响到了他们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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